朱自清的短篇经典散文

天富散文 2019年10月23日 20:00:26 阅读:19 评论:0

  朱自清是现代杰出的散文家、诗人、学者、民主战士。朱自清的短篇经典散文,我们来看看。

  朋友送来一匣信笺,笺上刻着两位古装的人,相对拱揖,一旁题了“如面谈”三个大字。是明代钟惺的尺牍选第一次题这三个字,这三个字恰说出了写信的用处。信原是写给“你”或“你们几个人”看的;原是“我”对“你”或“你们几个人”的私人谈话,不过是笔谈罢了。对谈的人虽然亲疏不等,可是谈话总不能像是演说的样子,教听话的受不了。写信也不能像作论的样子,教看信的受不了,总得让看信的觉着信里的话是给自己说的才成。这在乎各等各样的口气。口气合式,才能够“如面谈”。但是写信究竟不是“面谈”;不但不像“面谈”时可以运用声调表情姿态等等,并且老是自己的独白,没有穿插和掩映的方便,也比“面谈”难。写信要“如面谈”,比“面谈”需要更多的心思和技巧,并不是一下笔就能做到的。

  可是在一种语言里,这种心思和技巧,经过多少代多少人的运用,渐渐的程式化。只要熟习了那些个程式,应用起来,“如面谈”倒也不见得怎样难。我们的文言信,就是久经程式化了的,写信的人利用那些程式,可以很省力的写成合式的,多多少少“如面谈”的信。若教他们写白话,倒不容易写成这样像信的信。

  《两般秋雨随笔》记着一个人给一个妇人写家信,那妇人要照她说的写,那人周章了半天,终归搁笔。他没法将她说的那些话写成一封像信的信。文言信是有样子的,白话信压根儿没有样子;那人也许觉得白话压根儿就不能用来写信。同样心理,测字先生代那些不识字的写信,也并不用白话;他们宁可用那些不通的文言,如“来信无别”之类。我们现在自然相信白话可以用来写信,而且有时也实行写白话信。但是常写白话文的人,似乎除了胡适之先生外,写给朋友的信,还是用文言的时候多,这只要翻翻现代书简一类书就会相信的。原因只是一个“懒”字。文言信有现成的程式,白话信得句句斟酌,好像作文一般,太费劲,谁老有那么大工夫?文言至今还能苟偷懒,慢慢找出些白话应用文的程式,文言就真“死”了。

  林语堂先生在《论语录体之用》(《论语》二十六期)里说过:一人修书,不曰“示悉”,而曰“你的芳函接到了”,不曰“至感”“歉甚”,而曰“很感谢你”“非常惭愧”,便是噜哩噜苏,文章不经济。“示悉”,“至感”,“歉甚”,都是文言信的程式,用来确是很经济,很省力的。但是林先生所举的三句“噜哩噜苏”的白话,恐怕只是那三句文言的直译,未必是实在的例子。我们可以说“来信收到了”,“感谢”,“对不起”,“对不起得很”,用不着绕弯儿从文言直译。——若真有这样绕弯儿的,那一定是新式的测字先生!这几句白话似乎也是很现成,很经济的。字数比那几句相当的文言多些,但是一种文体有一种经济的标准,白话的字句组织与文言不同,它们其实是两种语言,繁简当以各自的组织为依据,不当相提并论。白话文固然不必全合乎口语,白话信却总该是越能合乎口语,才越能“如面谈”。这几个句子正是我们口头常用的,至少是可以上口的,用来写白话信,我想是合式的。麻烦点儿的是“敬启者”,“专此”,“敬请大安”,这一套头尾。这是一封信的架子;有了它才像一封信,没有它就不像一封信。“敬启者”如同我们向一个人谈话,开口时用的“我对你说”那句子,“专此”“敬请大安”相当于谈话结束时用的“没有什么啦,再见”那句子。但是“面谈”不一定用这一套儿,往往只要一转脸向着那人,就代替了那第一句话,一点头就代替了那第二句话。这是写信究竟不“如面谈”的地方。现在写白话信,常是开门见山,没有相当于“敬启者”的套头。但是结尾却还是装上的多,可也只用“此祝健康!”“祝你进步!”“祝好!”一类,像“专此”“敬请大安”那样分截的形式是不见了。“敬启者”的渊源是很悠久的,司马迁《报任少卿书》开头一句是“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,少卿足下”,“再拜言”就是后世的“敬启者”。“少卿足下”在“再拜言”之下,和现行的格式将称呼在“敬启者”前面不一样。既用称呼开头,“敬启者”原不妨省去;现在还因循的写着,只是遗形物罢了。写白话信的人不理会这个,也是自然而然的。“专此”“敬请大安”下面还有称呼作全信的真结尾,也可算是遗形物,也不妨省去。但那“套头”差不多全剩了形式,这“套尾”多少还有一些意义,白话信里保存着它,不是没有理由的。

  在文言信里,这一套儿有许多变化,表示写信人和受信人的身份。如给父母去信,就须用“敬禀者”,“谨此”,“敬请福安”,给前辈去信,就须用“敬肃者”,“敬请道安”,给后辈去信,就须用“启者”,“专泐”,“顺问近佳”之类,用错了是会让人耻笑的——尊长甚至于还会生气。

  白话信的结尾,虽然还没讲究到这些,但也有许多变化;那些变化却只是修辞的变化,并不表明身份。

  因为是修辞的变化,所以不妨掉掉笔头,来点新鲜花样,引起看信人的趣味,不过总也得和看信人自身有些关切才成。如“敬祝抗战胜利”,虽然人同此心,但是“如面谈”的私人的信里,究竟嫌肤廓些。又如“谨致民族解放的敬礼”,除非写信人和受信人的双方或一方是革命同志,就不免不亲切的毛病。

  有人爱说,有人不爱说。哑子虽然不说,却也有那伊伊呀呀的声音,指指点点的手势。说话并不是一件容易事。天天说话,不见得就会说话;许多人说了一辈子话,没有说好过几句话。所谓“辩士的舌锋”、“三寸不烂之舌”等赞词,正是物稀为贵的证据;文人们讲究“吐属”,也是同样的道理。我们并不想做辩士,说客,文人,但是人生不外言动,除了动就只有言,所谓人情世故,一半儿是在说话里。

  古文《尚书》里说,“唯口,出好兴戎,”一句话的影响有时是你料不到的,历史和小说上有的是例子。说话即使不比作文难,也决不比作文容易。

  说话像行云流水,不能够一个字一个字推敲,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,不如作文的谨严。但那些行云流水般的自然,却决非一般文章所及。——文章有能到这样境界的,简直当以说话论,不再是文章了。但是这是怎样一个不易到的境界!我们的文章,哲学里虽有“用笔如舌”一个标准,古今有几个人真能“用笔如舌”呢?不过文章不甚自然,还可成为功力一派,说话是不行的;说话若也有功力派,你想,那怕真够瞧的!说话到底有多少种,我说不上。约略分别:向大家演说,讲解,乃至说书等是一种,会议是一种,公私谈判是一种,法庭受审是一种,向新闻记者谈话是一种;——这些可称为正式的。朋友们的闲谈也是一种,可称为非正式的。正式的并不一定全要拉长了面孔,但是拉长了的时候多。

  这种话都是成片断的,有时竟是先期预备好的。只有闲谈,可以上下古今,来一个杂拌儿;说是杂拌儿,自然零零碎碎,成片段的是例外。闲谈说不上预备,满是将话搭话,随机应变。说预备好了再去“闲”谈,那岂不是个大笑话?这种种说话,大约都有一些公式,就是闲谈也有——“天气”常是闲谈的发端,就是一例。但是公式是死的,不够用的,神而明之还在乎人。会说的教你眉飞色舞,不会说的教你昏头搭脑,即使是同一个意思,甚至同一句话。

  我国人很早就讲究说话。《左传》,《国策》,《世说》是我们的三部说话的经典。一是外交辞令,一是纵横家言,一是清谈。你看他们的话多么婉转如意,句句字字打进人心坎里。还有一部《红楼梦》,里面的对话也极轻松,漂亮。此外汉代贾君房号为“语妙天下”,可惜留给我们的只有这一句赞词;明代柳敬亭的说书极有大名,可惜我们也无从领略。近年来的新文学,将白话文欧化,从外国文中借用了许多活泼的,精细的表现,同时暗示我们将旧来有些表现重新咬嚼一番。这却给我们的语言一种新风味,新力量。

  加以这些年说话的艰难,使一般报纸都变乖巧了,他们知道用侧面的,反面的,夹缝里的表现了。这对于读者是一种不容避免的好训练;他们渐渐敏感起来了,只有敏感的人,才能体会那微妙的咬嚼的味儿。这时期说话的艺术确有了相当的进步。

  论说话艺术的文字,从前著名的似乎只有韩非的《说难》,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。现在我们却已有了不少的精警之作,鲁迅先生的《立论》就是的。这可以证明我所说的相当的进步了。

  我国人对于说话的态度,最高的是忘言,但如禅宗“教”人“将嘴挂在墙上”,也还是免不了说话。其次是慎言,寡言,讷于言。这三样又有分别:慎言是小心说话,小心说话自然就少说话,少说话少出错儿。

  寡言是说话少,是一种深沉或贞静的性格或品德。讷于言是说不出话,是一种浑厚诚实的性格或品德。

  这两种多半是生成的。第三是修辞或辞令。至诚的君子,人格的力量照彻一切的阴暗,用不着多说话,说话也无须乎修饰。

  只知讲究修饰,嘴边天花乱坠,腹中矛戟森然,那是所谓小人;他太会修饰了,倒教人不信了。

  我们是介在两者之间的平凡的人,没有那伟大的魄力,可也不至于忘掉自己。只是不能无视世故人情,我们看时候,看地方,看人,在礼貌与趣味两个条件之下,修饰我们的说话。这儿没有力,只有机智;真正的力不是修饰所可得的。我们所能希望的只是:说得少,说得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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