蒋韵:青梅(长篇散文)

天富散文 2019年10月22日 17:33:33 阅读:18 评论:0

  蒋韵,女,1954年3月生于太原,籍贯河南开封。1981年毕业于太原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。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,迄今已出版、发表小说、散文随笔等近300万字。主要作品有:长篇小说《隐秘盛开》《栎树的囚徒》《红殇》《闪烁在你的枝头》《我的内陆》,以及小说集《心爱的树》《失传的游戏》《完美的旅行》和散文随笔集《春天看罗丹》《悠长的邂逅》等。近年曾获“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”中篇大奖、赵树理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、老舍文学奖等,中篇小说《心爱的树》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。亦有作品被翻译为英、法、韩、日等文字在海外发表、出版。现为中国作协会员、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,一级作家。

  一篇写家庭史的长篇散文。姥爷、姥姥、爷爷、奶奶、父亲和母亲的生命历程,在作家蒋韵的笔下,既艰辛悲壮,又温馨动人。作家用真挚深沉的情感、凄美忧伤的文笔,为自己的长辈和家族立传,不仅仅是家庭史,还是作家的心灵史。她说:“此文,写给我亲爱的外孙女如意。等她长大了,我一定不在了。或许她还没长大,我的记忆已经如同我母亲一样死亡了。我想让她知道一点从前的事情,让她知道一点我们这个小小家族的过往,让她知道,她来自何方。仅此而已。”然而作者笔触所及,果真是“仅此而已”吗?读者诸君不妨品鉴。

 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在北方黄土高原上这座古城,卖一种露酒——青梅酒。粗陋的玻璃瓶,潦草的商标,里面的液体却是碧绿的,很清澈和清浅的那种绿,有淡淡的果香。

  记忆中,绿色的酒,在早年间,我只见过两种,一种青梅酒,还有一种就是竹叶青。而薄荷酒之类的洋酒,则是很晚以后才遇到的了。

  竹叶青,在我尚还年幼和年轻的时候,可谓大名鼎鼎。它产自著名的杏花村,在20世纪初叶,荣获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。我和它相识时,它也是玻璃瓶包装,貌不惊人,可它的绿,令人惊艳。它绿得既纯粹又微妙,就像它醇厚绵长的味道,有秋水的壮阔和凄清,也有秋阳的温暖和仁厚。所以,它有时似乎又呈现出明亮的金黄的色泽。那时,我其实并不识酒,关于它的滋味,是在后来的岁月中满满品出来的。那时,爱它的,是我的母亲,竹叶青是我母亲最爱喝的一种酒。而她之所以爱它,用今天时尚的话讲,是因为,我姥姥就是竹叶青的骨灰级粉丝,我姥姥爱竹叶青,爱了一辈子。这爱,影响了我妈。

  姥姥嫁给姥爷时,有二十好几了。在他们那个时代,这绝对算是晚婚、剩女。所以,姥姥所嫁的男人,不是初婚,是续弦,在从前,这叫作填房。姥爷曾经有过一个发妻,这发妻没给他留下一男半女,而且,关于她的死,有很多的传闻。最戏剧性也是最接近传说性质的,是说,她是让她男人,也就是我姥爷一枪打死的。当然,那是另一个故事了,此处不表。

  姥姥却是很能生养,她大产小产,共诞育过十个孩子,我最小的、从未谋面的小姨,小名叫个“双五”,即是证明。但十个孩子,活下来的只有四个,且都是女孩儿,所谓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,于是,顺理成章,我姥爷后来又讨了姨太太。

  姥姥识文断字,知书达理,上过“女子简师”,就是简易师范的意思。这在辛亥之后的民国初年,算是女子中的“精英”了。姥姥的父亲,是个开明士绅,他读孔孟,通岐黄,却把自己的儿子们,都送进了新式学堂。不仅如此,他还反对女子缠足,我姥姥的脚,就是明证。姥姥的娘,别的事上,儿子们的事上,都听丈夫的,唯独这缠脚,她不依男人。她对我姥姥说,“妮儿啊,你没听人家怎么笑话尺板脚吗?‘三寸金莲横里算,脚长一尺多难看。莫说公子相不中,牛郎见了回头转。’不缠脚,你日后可怎么嫁人?”于是,不由分说,就把五六岁的我姥姥一双花蕾般的小脚,活活地裹成了肉粽。我姥姥就爬,三进深的宅院,从后院,一直爬,爬到头进院里,爬到她父亲窗下,手掌膝盖,还有胳膊肘,全磨破了,她仰起脸哭喊着叫爹爹,她爹闻声出来,抱起她,把她抱回后院,当着她娘的面,抄起剪子,把裹脚条上密实的针线挑开,一口气抖散了,扔到她娘面前,说道,

  她娘气得发抖,说,“你才是害小妮儿!小妮儿不比她哥哥们,上新学堂,远走高飞,小妮儿是要在这本乡本土活人的,小妮儿有小妮儿的命,她争不过命去!”

  这一场仗,两人各不相让,一个千方百计裹,一个坚忍不拔地放。几年下来,其结果就是,我姥姥的脚,既没有如她娘所愿,成为三寸金莲,却也终究失去了天足的模样。我姥姥就是迈着这样一双畸形的解放脚,走进了城中的“简易女师”,走进了更远的天津城,走进了她的婚姻和人生。

  这简易女师,地处何处,是黄河边上的孟津城还是更远的古都洛阳?我至今不知道,只知道,辛亥前后,中原河南各地出现了不少的女子学堂,有官立的,比如:官立女子小学堂、官立女子简易师范等等;也有私立的,比如:淑善女子学堂之类。但,不管是官立私立,这些学堂,都在城中,也就是说,姥姥在十三四岁,在豆蔻年华,也许更小,就离开了她幽深的乡村闺阁,离开了她熟稔的“本乡本土”。作这样的决定,对于她的父亲,一个古老中国的乡绅而言,一定,是困难的,甚至,是撕裂的疼痛。这不仅仅是我的猜测,记得我妈对我说过,当年,她姥爷把她娘叫到身边,问她愿意不愿意去学校念书,我姥姥自然说愿意,她父亲语重心长地说了一番话:

  “妮儿,你兴许还不知道,念书识字,是这世上最好的事情,也是一件最坏的事情,你要想好,你真敢去学堂念书?”

  她爹,我的太姥爷,望着他无畏的女儿,久久无语。他知道她不会明白他说的是什么,尽管她冰雪聪明。其实,这个旧时代的老人,他自己也不能确定这决定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。人生忧患识字始:那是一条不归路,那路,通向万古的忧伤。促使他作这决定的,是他妻子的那句话:“小妮儿是要在这本乡本土活人的,她争不过命去!”是,一辈子,做个混沌而快活的人,那不是莲的宿命和人生。

  她患上了头疼症,很严重。不能看书、写字,看书久了,不光头疼欲裂,还恶心、呕吐,天旋地转。

  姥姥生来瘦弱,皮肤苍白得几近透明,这一病,更是瘦成了一个纸人儿。她咬牙忍着,撑着、坚持着,终有一天,撑不住了,她因为怕课堂上恶心呕吐,不敢吃饭,结果,虚脱了,晕倒在了地上。

  学校让家人把她接回到了乡下,她父亲给她用药百般调养,但,终不见起色。这病很怪,平时还好,就是不能看书,不能写字。可一个学生怎么能不看书写字啊?于是,姥姥只好休学了。

  很多年后,她的女儿,我母亲,一个眼科医生,对我说,其实,姥姥的头疼,很简单,是因为,我姥姥是先天的远视眼,且有严重的散光。“那时候,只需要一副眼镜,你姥姥,这辈子,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种人生。”我妈不止一次地、惋惜地这么对我说。后来,在天津,姥姥才三十大几就去配了“老花镜”,果然,这“老花镜”一戴,头不疼了,天不旋了,也不恶心了,能看书也能写字了,可是,一切,也都晚了。

  我丈夫从小眼睛很好,自诩是2.0的视力,曾经被推荐参加过飞行员体检。他是在30多岁的时候患上头疼症的,有一段时期,天天头疼难抑。幸运的是,他有个身为眼科主任医师的岳母大人,第一时间,我妈就判断出他的头疼是因为眼睛所致,一查,果然,他也是先天性远视散光,和我姥姥一样。至于为什么他到三十大几这症状才显现,我妈用医学的术语解释了一番,我没记住那原因。我记住的是,朋友们的惊诧,“哎呀李锐你才多大就戴老花镜了?”(虽然,远视眼和老花眼完全不同,但,它们需要佩戴的眼镜则都是相同的凸透镜)还有就是,我母亲触景生情的感慨,“唉,你姥姥啊,一副眼镜,就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啊!”

  尽管,我姥姥没有那一纸毕业证书,但,毋庸置疑,“简师”的经历,新学堂的经历,如同春雨一般,润物无声地,渗入了她的生命和血液中,使一些新鲜的种子,在她拥有一双畸形双足的身体里,破土而出,发芽、抽条、长叶,却永没有开花结果。

  隐隐约约似乎听见过,说是因为体弱的缘故。也或许就是这根深蒂固的头痛,导致姥姥的父亲,怜惜小女儿,怕她这多病的身子嫁出去吃苦受罪?但,也或许是,来提亲的人家,是姥姥所不中意的,也是她父亲不中意的。我心里,更认同的,其实是这一条,这,就是“简师”对一个青春少女的启蒙和催生:它催生了一个少女的不甘心和对未来的一点憧憬。

  我姥爷家来提亲的时候,我姥姥的父亲已是久病缠身,他唯一的牵挂、唯一的不放心、唯一的不甘和不舍,就是这没有出阁的女儿,他的妮儿。那时,我未来的姥爷已经在北京读完了大学,那大学的名字叫“中国大学”,此时,据说正在黄侃先生的门下研读音韵学。而我姥姥未来的婆家,也不在中原,是在渤海之滨的天津城。虽说,不是做原配是续弦,虽说,从此山高水远再不得相见,我姥姥的父亲,却还是认了这门亲事。出阁前夜,他在病榻上握着女儿的手,依依不舍,老泪纵横地说道:

  “莲,去吧,谁说妮儿就不能离开咱这本乡本土活人?爹知道你的心高、心大,去吧,好好活——”他嘴里说着“去吧”,可他的手,却死死攥着女儿的手,不忍放开。他知道,这一放,就是永诀。

  至于姥姥,最初对这门亲事,我想,应该还是满意的。姥姥在离开家乡离开父亲的时候,一定,对她以身相许的未来,对她以身相许的夫君,有一些温存和天真的想象,所以,她才有勇气,只身一人,去闯荡一个大世界。她心大。

  在我写这篇东西之前,我一直不知道,“中国大学”是个什么大学。很多年前,我问我妈,说,姥爷当年在北京,念的是什么学校?记得我妈说出“中国大学”这几个字的时候,她脸上的表情,也是茫然的。记忆中,更早更早以前,小时候,读红色小说《青春之歌》,在某一个章节,写北京学生“一二·九”大游行的队伍中,爱国学生们打出的队标里,有“朝阳大学”和“中国大学”的旗帜。之所以记住了它们,是因为,它们很陌生,此前,几乎从没有听说过它们。后来,我认识了一个朋友,偶然聊天,她说她父亲毕业于北京的“朝阳大学”。记得当时,我竟很有些兴奋,好像一个虚幻的东西突然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事物,像一个奇遇。而“中国大学”,至今,我认识的人中,好像还没有谁,和它有过任何的交集。

  于是,打开了百度,一查,吓一跳,被自己的孤陋寡闻,也被自己所接受的历史教育的狭窄。

  原来,这“中国大学”,是孙中山先生仿照日本早稻田大学,于1912年在北京所创办。它正式开学的日子,是1913年4月13日。它的第一任校长,是宋教仁。只是,宋教仁还没等到学校正式开学,就于同年3月在上海遇刺,于是,第二任校长黄兴走马接任。它于1949年停办,历时36年。36年间,在此任教的学者、教授,可谓人才济济。先有李大钊、李达、曹靖华等,后来,陆陆续续,计有:燕京大学的张东荪、齐思和、严孟群、胡鲁声,协和医学院的裴文中、冯兰州、谢少文,北大的俞平伯、蔡镏生,北师大的陆宗达,南开的温公颐、翁独健等等。而从中国大学毕业的学生,也不容小觑啊,像张友渔、任仲夷、齐燕铭、浦洁修……原来,他们都是我姥爷的校友。

  还是读小学的时候,有一天,傍晚时分,家里来人了。那时的姥爷,应该还在生命的壮年,不到六十岁,正随着某个勘探队,在北中国在黄河流域一带野外作业。是什么性质的勘探队呢,至今,我也没弄明白。可能是工作结束后,他请假来省城探望我们的吧?记得那晚的餐桌,临时,我奶奶手忙脚乱添了两个菜,不记得是否有酒。平日里,晚餐时间,是家里最热闹的时间,可那晚的餐桌,有些拘谨和沉默。常年野外生存和劳作,姥爷看上去很壮实,一张黑红的脸膛,挂着谦和的笑容,人却沉默寡言。这,几乎就是我对我姥爷的全部记忆。我甚至回忆不起来他说过的任何一句话,他当然是说过话的,可我竟然回忆不起他的声音。一个没有声音的亲人……第二天一早,他就背着行囊走了。那行囊里,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,是我长大后才知道的,那东西的名字叫“洛阳铲”,考古勘探、也是世世代代盗墓者手里必不可少的工具。这鼎鼎大名的物件,在他后半生的时光里,几乎和他须臾不离。也由此,可推断一下,他从事的工作似乎和考古有关。

  我妈给我讲过一件事,她说,当她得知她父亲要给她们娶“庶母”的时候,曾对她父亲哭诉。那年她十三四岁,读中学,接受的自然是五四以来反封建的教育。她说她这个女儿,长女,一定不会比任何一个儿子差,她会承担起一个儿子应该为家庭承担的一切,她会努力、上进、有所作为、光耀门楣。她还说父亲这样做对她母亲是残忍的。但,她赤诚的剖白,毫无意义。她那颗鲜嫩、热切、天真的心,被她父亲,狠狠地,踩踏了。于是,她和她的妹妹们,有了一个“庶母”,这庶母,年轻、漂亮、健康,拥有一双美好的天足。这一切,都是她母亲,我姥姥,所从来没有过的。

  四年前,我做了外婆,有了一个体重三斤二两的小外孙女。她妈妈,千辛万苦保胎,结果还是早产。三斤二两的小家伙,一出生,就住进了医院的保温箱,身边没有一个亲人。小小的婴儿,不知道什么叫妈妈的怀抱,什么叫亲人的抚摸,孤独地,躺在那个小小的玻璃箱子里,每周,只允许家人隔着玻璃窗探视一次。玻璃那边,几十个也许更多的保温箱里,哪个是我的小宝贝?没人告诉我们,且孩子们的位置还常常更换。我只有站在窗前,在心里大声喊叫——

  如意,这是我给她起的小名。我对女儿说,“要是男孩子,我就不起名了;要是女孩儿,小名就叫如意吧。”

  这个拇指姑娘,一生下来,还没有来得及品尝一口母亲的乳汁,就被迫成为了一个小战士,单枪匹马,和人生搏斗。一会儿,被陌生的大手拎出来,去做身体扫描;一会儿,又被拎出来,去做脑部核磁。再一天,某个时辰,还是被拎出来,小小的脑袋,让冰冷的器械紧紧夹住,检查眼底的发育。她是否曾害怕地大哭,还是小声抽泣、抵抗,亲人们从来都不知道,那是只有她一个人独自去面对的人生战场。然后,到了每周探视那天,家人们总是被告知,这个孩子,哪里哪里有什么状况,将来,可能出现什么什么问题……这些问题,不要多,真要出现一个,大人们都会被吓死。为了不让我们吓死,我们的如意,这个勇敢的小姑娘,一天一天,努力地,挺过来了,努力地,长好了原本应该在妈妈肚子里长好的一切,回家了。

  起初,她的安静,让我惊讶不已。怎么会有这么安静的孩子?饿了,湿了,不哭,不叫。再一想,我的眼泪就下来了:是保温箱里的生活经验,告诉她,忍耐、忍受,是人必须承受的命运吧?她这么小,就学会了在生活面前咬牙。

  而千里之外,我的母亲,她的太外婆,也正在经历着无尽的病痛的折磨。我恰巧看到了,生命的两端,起点和终点的悲壮与惨烈。而过程呢?让我悲伤和绝望的是,这个过程,对于我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而言,已经丢失了,灰飞烟灭了。我的母亲,丢失了自己的记忆,更丢失了用语言表达的能力。我母亲多难却也丰富的一生,在她人生接近终点的时候,变成了一片空白,一片混沌,一片巨大的无垠的黑暗,滔天的黑暗。

  长篇散文《青梅》,可以视作作家蒋韵的私人叙事,也是作家饱含深情的泣血之作。通篇并没有千回百转的曲折故事,可是读完却令人唏嘘不已。蒋韵的文字一向很节制很干净,但是在这篇散文中却有些铺陈,看得出她想讲的太多太多。记得蒋韵曾经说过,她的奶奶、妈妈都喜欢“讲古”。现在轮到她“讲古”了。她在文章最后,明确写道,此文就是写给她的外孙女的。“等她长大了,我一定不在了。或许她还没长大,我的记忆已经如同我母亲一样死亡了。我想让她知道一点从前的事情,让她知道一点我们这个小小家族的过往,让她知道,她来自何方。谨此而已。”这是作家郑重留给后人的一段家族史。

  回忆围绕两个女人展开——“我姥姥”和“我妈妈”。每人一个部分,大体平分秋色,“我姥姥”的比重更重一些,姥姥的故事也更曲折一些。作为一个上过女子简易师范的知识女性,姥姥嫁给了有过婚史的姥爷,却遭遇丈夫婚外恋、纳妾、离婚以及幼女夭折。一连串的打击,姥姥淡然以对。我们无从感知姥姥的内心,作者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空白。她是坚强?还是柔弱?是勇敢面对?还是逆来顺受?不知道。不服输的姥姥也曾努力过,她试图学会滑冰,可终告失败。“我三十几岁的姥姥,一双畸形的解放脚,塞在一双鲜红欲滴的儿童冰鞋里,笨拙地,在如此局促的一块小小冰面上,试图与强大的命运抗争。那是多么无奈的努力,那是多么绝望的勇敢!”“她的心想飞,可是,她的身体不允许。她的生活、她的命运不允许。”

  尽管如此,“我姥姥”似乎没有恨过任何人。当姥爷因为“历史问题”而坐牢之后,“姥姥来了,姥姥拉着舅舅的小手,默默地,把他领回自己家里。”“舅舅”就是姥爷和他的妾生的儿子。“一直到我姥姥去世,舅舅和姥姥,始终,情同母子。”在姥姥身上,母爱的力量超过了情感的纠葛。“在精神上,我姥姥,仍然,至死,都属于上个时代的‘遗民’。”

  如果说,作品的第一部分写“我姥姥”,是实写,写的主要是“记忆”的话;第二部分写“我妈妈”,则是虚写,写的更多的是“遗忘”。罹患失智症的妈妈在遗忘,“我”也在刻意遗忘。“有些记忆,我到现在,还没有勇气写出来。也许,小说可以,但用散文的方式,我仍然,不能触碰……”与叙述“我姥姥”的浓墨重彩相比,关于“我妈妈”的叙述则更像书法中的“飞白”。作者在这里留下了更大的、更多的空白,留下了更大的想象空间。一实一虚,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小说家的笔法用在散文中,给人提供了别样的阅读体验。

  如果要给这篇作品一个主题词的话,我想应该是“悲伤”。“我姥姥”是悲伤的,在强大的命运面前,她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无功;“我妈妈”是悲伤的,为姥姥的悲伤而悲伤,为她的丈夫担惊受怕、为他的“”和各种的黑色身份备受牵累;甚至,着墨不多的“我姥爷”“我父亲”也是悲伤的。姥爷去世后,舅舅来山西探亲,带来姥爷的一部书稿。“我”终于想起了,姥爷,曾经是黄侃先生的弟子。这短短的一段耐人寻味。

  而“我”,也是悲伤的,“我”的悲伤缘于亲人们的悲伤,为了他们的不幸遭遇,为了母亲晚年的病痛。作者多次写到自己的哭。在天津,在姥姥旧居外,“我泪流不止”;听妈妈唱歌,“我泪流满面”;母亲住入重症监护室,“我转身,走出去,泪如泉涌。”亲人的际遇让“我”心疼。“我从没有像那刻那样,心疼过我的姥姥,心疼过一个渴望挣脱禁锢的女性的灵魂。冰刀锐利地划着冰面,就像压抑的、悲痛和不屈的嘶叫。”

  作者深知,人生是悲伤的,也是无奈的。“我叹气。隐约感知了,生活中,有许多悲伤的、无解的、没有答案的秘密。也隐约感知了,母亲借着酒力,借着这歌声诉说的内心难以言喻的伤痛。”“人间有些苦痛,是没有声音可以表达的。”所以,“那一天,我没有劝阻我悲伤的母亲,我知道她悲伤,她的悲伤是那么混沌而强大。”

  写到这里,不能不说到酒了。酒,是这篇散文的主题,在作品中贯穿始终,是它给了“我姥姥”“我妈妈”精神的慰藉。“我姥姥”人生失意,陪伴她、慰藉她的,是一杯竹叶青。许多个傍晚,她置酒邀饮,对她的年轻守寡的婆婆说: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“我姥姥爱竹叶青,爱了一辈子。这爱,影响了我妈。”“我妈妈”也爱喝竹叶青,同样是借酒浇愁。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有两场酒,一是办完离婚手续,即将劳燕分飞的姥姥、姥爷一起去喝了一场酒。这情形,颇似现在年轻人的“分手酒”,似乎有那么一份潇洒。可是,“还能说什么呢?一切,都在酒里了。千言万语,都在这一杯酒里了。”二是母亲八十寿宴上的那场酒,戒酒多年的母亲喝得酩酊大醉。酒,既是“我姥姥”“我妈妈”在遭遇困顿时的精神慰藉,也是人生况味的某种隐喻。人生如酒,醇厚绵长,需要慢慢品味,细细琢磨。酒,既可浇心中块垒,也会“举杯浇愁愁更愁”。在它的面前,我们往往无可奈何。“那一天,在母亲八十寿诞的庆生宴上,我没有劝阻母亲悲伤的狂饮,是因为,我放弃了。绝望了。我绝望地放弃了争夺,我没有了力气,我打不过那个强大的对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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